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“文化先知”们开始对文明进行重建，芬兰是阿基、瑞典是罗伊安德森，他们在作品中质疑企业主、职员、家庭主妇等所有现代社会的构件是否面临某种彻底的孤立、荒芜、贫瘠和原子化，人的精神世界是否尚有复元的机会。被扫地出门的老员工，对消费主义拥有朝圣之心而在大街上对自己施以“鞭背”之刑的消费者，走向宗教之祭坛的献祭者，供求关系调节短暂失灵而被抛弃在垃圾场的“上帝的儿子”，靠写演讲稿谋生的退役军人，瘫痪的富人，生存目标是“给银行户头添两个零”的都市人，我当着我老公面给人C每个人都无一幸免地被“现代病”所困扰，继而袒露出令人望而神伤的斑痕。“痛苦有时间限制”或许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安慰，真正觉醒的人一定会明白人的神性的回归何其重要：“我的伙伴带着袖套、颈项和眼睛，仰天而卧者是可爱的，破履裹足冒雨而行者是可爱的。”